来自网友【合心意】的评论（一）影片中体现真实历史的细节对历史人物传记电影而言，真实性的成立首先在于对人物的塑造。导演乔·怀特说道“《至暗时刻》中的丘吉尔，不再是刀枪不入的孤胆英雄，而是重重压力下充满了犹豫、脆弱与自大的矛盾政客。”换言之，电影展示了一个活生生的“神话人物”。影片中的许多细节反映了真实的历史。比如张伯伦告诉乔治六世国王新首相的人选是丘吉尔的时，乔治六世说“他的履历简直惨不忍睹，加里波利战役，两万五千人战死；反对印度自治方案；积极干预俄国内战；恢复金本位制度；力挺爱德华；还有最近的挪威争夺战。温斯顿毫无判断力。”显然，丘吉尔是个鹰派作战时有着激进的冒险主义，他自述道“我就曾于1915年在达达尼尔海峡因此而吃过一次大亏；当时作为一个下级，我却试图发起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结果我那雄伟的计划一败涂地。”[1]丘吉尔是帝国主义拥护者一生都在致力于恢复大英帝国的荣耀，在鲍德温执政时期，丘吉尔曾担任财政大臣。因为在印度自治问题上的分歧，两人关系破裂[2]。支持爱德华八世的婚姻……通过乔治六世之口列举的丘吉尔的“黑历史”是事实，但是张伯伦回应道“他对希特勒的判断是准确的。”在三十年代绥靖思想盛行的时候，丘吉尔坚决地反对希特勒：“在威斯敏斯特议会上,我继续提出印度问题和德国威胁问题这两个主题。”[3]而后面乔治六世的回应也很有意思“Well, even a stopped clock is right twice a day.”精彩的演讲，身患梅毒，在保守党和自由党的阵营中倒戈，“V for victory”；克莱门汀夫人的“cat”昵称，豪华的早餐暗示奢靡的生活，受抑郁症“黑狗”影响情绪不稳定暴躁易怒也会哭泣落泪；白天喝酒，雪茄不离手等等真实的历史细节呈现出了一个鲜明的丘吉尔。 （二）基于真实历史改编的情节以塑造活着的神话人物影片中除了体现真实历史的细节，还有很多根据历史事件稍加改编的情节。比如影片中丘吉尔临危受命出任首相，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脾气变得粗鲁而暴躁。没人敢上前劝阻，除了他的妻子克莱门汀：“你最近待人太粗鲁了，这不行。我希望人民能够像我一样爱你，尊敬你。”这个片段改编自克莱门汀夫人写给丘吉尔的一封信。1940年5月，欧洲形势危急，克莱门汀清醒地认识到丘吉尔的粗鲁行为正在使他失去人民的支持。“She cautioned that in possessing the power to give orders and to sack ‘anyone & everyone,’ he was obliged to maintain a high standard of behavior—to ‘combine urbanity, kindness and if possible Olympic calm’，She reminded him that in the past he had been fond of quoting a French maxim, ‘Ou ue règue sur les âmes que par le calme, ’ meaning, essentially, ‘One leads by calm. ’”[4]面对德军在法国的快速进攻，影片中丘吉尔在战时内阁中说“但是他们也得停下来加油补给吧。”这句话体现了当时英法仍然受到一战的影响，没能应对二战中新的变化。此处改编自丘吉尔与法国总理雷诺的通话中：“15日清晨7点半左右，我被唤醒，在床边接了雷诺先生打来的电话。他用英语一字一顿地说:‘我们已被打败了。’听到我没有立即回答，他又重复说:‘我们被打败了，我们打输了这一仗。’我说:‘不会输得这样快吧?’他回答道:‘德军在色当附近突破了战线，大批坦克和装甲车涌了进来。’他的话大意如此。我便说道:‘所有的经验都表明，过不了几天进攻就会停止。我记得1918年3月21日那一天，在五六天进攻之后，他们就得停下来等待补给，从而给我们提供一个反攻的机会。这是当时我听福煦元帅亲口说的。’”[5]影片中还有一段令人窒息的紧张情节：5月19日，就任首相后的丘吉尔，坐在第一次全国广播演讲的话筒前，工作人员提醒还有三十秒就开始演讲了，丘吉尔不断地重复“one moment”，依然在演讲稿上面删改。开始的红灯亮起，丘吉尔才放下笔，似乎还犹豫未决。静默几秒之后，他开始了演讲，在场的所有人这才松了一口气。根据《至暗时刻》编剧Anthony MacCarten回忆，他的灵感来自于丘吉尔删删改改的演讲手稿。在我们心目中，丘吉尔是坚定果断、敏锐自信的二战领导者。但是编剧Anthony MacCarten透过手稿，仿佛看到了丘吉尔内心怀疑与煎熬的：“1940年5月，他的立场每天都在变，有时甚至后一小时就推翻了前一小时的想法。我觉得这样非常触动人心，因为他突然就变成了三维的人，而不是英国旅游业的特产。我看到他的手稿上到处都是涂抹的痕迹，每个用词都仔细斟酌，反复修改。他的内心一定是有所怀疑的。”[6]尽管如此，这样的丘吉尔仍然是他者的解读。从丘吉尔自己的回忆中我们看到的还是那个自行果敢的雄狮：“这些考虑（由于他的黑历史以及古怪的性格导致保守党、国王以及议会其他的一些政党对他的不信任）并未使我感到丝毫不安，因为我明白，大炮的轰鸣足以压倒一切。”[7]“在我周围经过精心挑选而形成的一小圈人,完全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但他们对我起草的函电几乎一致表示同意,这不由让我日益增强了信心。”[8]“在我的长期政治生涯中,我曾担任过许多政府要职，但我欣然认为此刻落在我身上的重担最令我兴奋。”[9]但是也有可能因为《二战回忆录》是丘吉尔事后写的，那个时候战争已经胜利，丘吉尔对自己的正向情绪的记忆更为深刻。根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面对痛苦的回忆人们总是会刻意遗忘。短暂出现过的怀疑与害怕被埋没在丘吉尔的记忆里。但是我们仍然能从丘吉尔的只言片语中感受到，《至暗时刻》编剧对丘吉尔的心理刻画是有据可依的：“我最初几天的经历是相当奇特的。一个人埋头于战争，满脑子是战争，可又拿不出什么妙计来对付。我既要组建政府又要会见客人，还要协调各政党之间的平衡。那些忙乱的日子究竟是如何度过的,我现在已想不起来了,我的记录也未记载。”[10]（三）影片中虚构的情节如果说以上情节的改写还是有史可依，那么对于“丘吉尔走进地铁，寻求民众的意见以坚定自己的抗战决心”就完全是虚构出来的情节了。影片中，面对缺少军事设备将四十万英法联军撤回的困境；面对注定要被牺牲的加莱军队；面对哈利法克斯的辞职威胁；丘吉尔彷佛孤生一人面对巨大的现实压力，出现了动摇的情绪。乔治六世不想做流亡海外的君主，站在了丘吉尔这边，他启发丘吉尔去听听民众的声音。随后，丘吉尔独自去乘坐了伦敦地铁，在地铁上丘吉尔用幽默诙谐的语言与伦敦市民交流。他问道“如果现在友善地要求谈和，我们可能从希特勒先生那里得到有利的条件，你们觉得怎么样。”不同年龄不同肤色不同性别的人异口同声道“never”。地铁到站威斯敏斯特宫，丘吉尔带着他与民众的决心走向了属于他的舞台。这段情节给历史人物影片中典型的英雄主义情感增添了大众平民的色彩。历史上英国继续抗战还是跟德国和谈，是丘吉尔的战争内阁在1940年5月24日到28日这5天里经过无数次博弈决定的。1940年5月10日后，战时内阁有五位成员——丘吉尔、哈利法克斯、张伯伦及另外两位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和亚瑟•格林伍德。[11]影片中哈利法克斯是丘吉尔坚定的反对者，他认为推选丘吉尔成为新首相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总是在与张伯伦一起设法让丘吉尔下台。但事实上，他对丘吉尔的感情是矛盾的，在有些方面不信任丘吉尔，但在另一些事情上却又是仰慕的——至少是尊敬。他在日记中写道：5月13日，“作为首相，温斯顿和内维尔根本没法相提并论。”同一天，在一封信中：“我感觉WSC不会是个很好的首相，虽然我感觉全国都认为他会让大家振奋起来。”[12]回到24日至28日的战时内阁，问题的焦点在于意大利——是否能够说服意大利保持中立；是否要通过意大利与德国和谈。在前者的问题上，丘吉尔和哈利法克斯在前期是一致的，丘吉尔在5月16日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信，希望意大利不要靠向德国，而墨索里尼在回信中表明了自己会遵守与德国签署的协议，丘吉尔不再对意大利抱有希望。[13]而哈利法克斯显然还抱有希望，更进一步，在第二个问题上，哈认为墨索里尼不希望看到德国打败英法后在欧洲的一家独大，这会影响到意大利的利益。所以哈试图诱惑墨索里尼去和希特勒斡旋，以保障英国自由独立为目的，代价是将英国在马其他、直布罗陀和一些非洲殖民地转给意大利。[14]哈认为：“如果到了讨论整体解决方案的条款时，我们发现可以拿到的条款并不需要破坏我们的独立自主，这时我们再不接受这些条款的话，我们可就太蠢了。”此时5月26日，丘吉尔发现他不能无限制地反对哈利法克斯，于是战时内阁同意让哈利法克斯拟一份“与意大利接触的方案”。影片将此解读为丘吉尔的动摇，实则不然。同一天，丘吉尔也取得了一点小小的胜利：内阁同意第二天空军大臣阿奇博尔德•辛克莱“作为自由党首领，将受邀出席有关此事的讨论”，而辛克莱是支持丘吉尔的。[15]而且在第二天，5月27日，丘吉尔表明反对与意大利的任何接触。[16]更关键的是张伯伦的态度。在战时内阁成立后，张伯伦秉持“骑墙观望”的态度，在哈与丘之间维持一种平衡。换言之，张伯伦并没有像影片中展示的那样一边倒站在哈利法克斯那边。甚至在24日与28日这五天里，张很快地就倒向了丘吉尔：“难以相信希特勒会同意任何我们可能接受的条件—当然，如果我们愿意放弃马耳他、直布罗陀和一些非洲殖民地来摆脱现在的困境，他肯定会欣然接受。但是，唯一安全的办法是让希特勒相信，他无法打败我们…⋯我支持这个观点……”[17]换言之，张伯伦意识到了希特勒的本质，这个认识来得有点晚但意义是重大的：张伯伦不再对希特勒保有任何希望，丘吉尔不必面对来自张伯伦得反对。5月27日，哈利法克斯发现丘吉尔想要无条件的推翻他的“接触方案”，并且将战斗作为唯一方案不再考虑其他路线，于是以辞职威胁丘吉尔。丘吉尔不得不中断会议，拉着哈利法克斯到外面的花园里散步谈心。因为记录员不在场，没人知道他俩在花园里进行了怎样的谈话，总之丘吉尔暂时说服了哈利法克斯不辞职。5月28日，丘吉尔出现在其他内阁成员面前，宣布战争内阁已经决定了，英国不跟德国和谈。哈利法克斯这时没有像往常一样表示反对，后来还作为驻美大使，承担了代表英国与最重要的盟友交涉的任务。[18]简单来说，就是丘吉尔和另外5个大佬在小黑屋里开了5天的会，虽然有一个大佬和自己意见不同，但是因为自己从一开始就占据主导地位，最终也顺利地获得了所有大佬背书的故事。在丘吉尔自己的回忆里也有提到“我并没有把这作为一个特别的要点，只是漫不经心地说：‘当然，无论敦刻尔克发生什么，我们都将继续战斗下去。’……毫无疑问，在这个紧要关头，如果我在领导这个国家时稍有踌躇，他们肯定会把我从办公室扔出去。”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影片对这段历史的虚构，将讨论的重点从战时内阁拉到了伦敦地铁，从上层的政治人物拉到了下层的平明大众。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反应当时民众生活的报纸中，看到影片展示的伦敦民众群像的合理性。影片中多次用长镜头，缓慢拉过伦敦街头，展示出一种战前的平静。这种平静可以从5月25日，这个星期六的个人日记中看到：“周六中午，我和劳拉出发去阿尔顿的天鹅旅馆，打算过一个田园风光的周末……看戴着巴拿马草帽的老人滚木球，完全忘掉了战争。”[1]可以从各个报纸中看到：5月25日《苏格兰人报》中“伦敦新闻与评论”栏目报道：“在这些焦虑不安的日子里，伦敦的生活仍在继续，从表象来看，一切都很正常……报纸上登载着长长的、各种各样的演出信息。” 《每日邮报》和《每日快报》都用半版的篇幅刊登英格兰南部海岸各地的度假广告。[2]民众对丘吉尔的支持也可以从博尔顿的民意调查记者的记录中看出：5月11日，内拉写道：“如果我必须和一个男人共度一生，我会选择张伯伦；但是，如果出现暴风雨，而我遇上海滩，我想我宁肯要丘吉尔。”[3]可见民众的塑造不是子虚乌有的，但是显然这并不是影响丘吉尔的主要因素。那么创作者为什么要在丘吉尔的人物电影中着重塑造民众这一形象呢？近几年，丘吉尔形象频繁出现在英国电影中,如影片《丘吉尔》《丘吉尔的秘密》《国王的演讲》以及《敦刻尔克》等。这些影片所讲述的故事基本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奠定当下世界秩序的全球性战争，它是殖民体系终结之后,世界列强在新的历史阶段重新瓜分世界的关键历史节点。英国社会近年来进入多事之秋,恐怖袭击、基于多元文化主义的移民危机、苏格兰独立公投、脱欧等重大事件令英国社会普遍焦虑，社会意识撕裂。从“日不落帝国”沦落为欧洲岛国，英国强烈希望从历史中确认身份，维持自己的光荣叙述。丘吉尔形象及其故事如此频密出现，折射了英国当代社会政治的心理需求。[4]就像卡莱尔在《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说的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需要那个时代的伟人，在没有信仰的时代，只有英雄崇拜是永恒的基石，人们将借此开始重建新的时代。[5]但是一个英国旅游业特产的丘吉尔形象显然还不能达到这个重任。丘吉尔形象及其故事对于现在英国历史的关键之处，在于重启社会危机记忆和作为帝国后裔的身份意识，重振当代民族国家所需要的社会团结；并在焦头烂额的现实矛盾中，维持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体意识。[6]换言之，创作者通过丘吉尔的形象，从大众文化层面建构民族共同体，这种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也必须加入民众的身影。在影片中，地铁里的民众中，有上至六七十的老人，下至六七岁的小孩，甚至还有抱在手里的小baby；有金发白皮的白种人也有戴着帽子的黑种人；有砖瓦匠，有家庭主妇；多元的民众象征着现在多元文化社会的英国。影片中丘吉尔走进地铁,民众热切期盼的目光立刻投向他。丘吉尔跟民众们激情澎湃地互动交谈,回到议会后,他甚至记住了地铁里民众的名字。《至暗时刻》片尾处,丘吉尔长篇演讲的对象,其实是今天的英国人民。面对多元社会下的撕裂，民众希望有一个强人兼能人，坚定地“做正确的事情”，带领他们走出绝望和恐惧。《至暗时刻》隐喻性地阐述了今天英国所处的局势,代表了英国人对刚毅、坚定与明确目标的渴望。 [1] 《伊夫林• 沃日记》(Diaries of Evelyn Waugh)，470⻚。转引转引约翰·卢卡斯：《伦敦博弈——改变“二战”进程的五个日夜》，王志欣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8年，第96页。[2] 约翰·卢卡斯：《伦敦博弈——改变“二战”进程的五个日夜》，王志欣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8年，第96页。[3] 《内拉的最后一战》（Nellas Last War）。 内拉是博尔顿的民意调查记者，战争期间写了大约200万字，40年后出了书。 转引约翰·卢卡斯：《伦敦博弈——改变“二战”进程的五个日夜》，王志欣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8年，第91页。[4] 戴莹莹：《<至暗时刻>中的丘吉尔形象及其历史书写》，《世界电影》2018年第3期，第166-169页。[5] 托马斯·卡莱尔：《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周祖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13-15页。[6] 戴莹莹：《<至暗时刻>中的丘吉尔形象及其历史书写》，《世界电影》2018年第3期，第166-169页。[4] Erik Larson：The Splendid and the Vile——A Saga of Churchill, Family, and Defiance During the Blitz，New York：Crown Publishing Group.p140.[5] 温斯顿·S.丘吉尔：《二战回忆录（上）》，康文凯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37页[6] David Geary：Anthony McCarten，JANUARY 11, 2016 BY NINETEEN QUESTIONS；Stephen Jewell：Film-maker Anthony McCarten writes the words that win actors awards，Stuff，2024,28 May; Jazz Tangcay: Interview: Anthony McCarten takes on the Great Winston Churchill in Darkest Hour, October 24, 2017 in News.转引脑震荡妞：《为什么要写<至暗时刻>？作者安东尼·麦卡滕采访编译》2019-08-05.[7] 温斯顿·S.丘吉尔：《二战回忆录（上）》，康文凯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24页。[8] 温斯顿·S.丘吉尔：《二战回忆录（上）》，康文凯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31页。[9] 温斯顿·S.丘吉尔：《二战回忆录（上）》，康文凯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26页。[10] 温斯顿·S.丘吉尔：《二战回忆录（上）》，康文凯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24-225页。[11] 约翰·卢卡斯：《伦敦博弈——改变“二战”进程的五个日夜》，王志欣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8年，第79页。[12] 约翰·卢卡斯：《伦敦博弈——改变“二战”进程的五个日夜》，王志欣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8年，第78页。[13] 约翰·卢卡斯：《伦敦博弈——改变“二战”进程的五个日夜》，王志欣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8年，第103-104页。[14] 约翰·卢卡斯：《伦敦博弈——改变“二战”进程的五个日夜》，王志欣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8年，第119-133页。[15] 约翰·卢卡斯：《伦敦博弈——改变“二战”进程的五个日夜》，王志欣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8年，第131页。[16] 约翰·卢卡斯：《伦敦博弈——改变“二战”进程的五个日夜》，王志欣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8年，第165页。[17] 张伯伦日记，NCA24/2。转引约翰·卢卡斯：《伦敦博弈——改变“二战”进程的五个日夜》，王志欣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8年，第134页。[18] 约翰·卢卡斯：《伦敦博弈——改变“二战”进程的五个日夜》，王志欣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8年，第171-205页。
